作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洪秀全一样为广东客家人的孙文,从早年就关心太平天国,他在为刘成禺写的《太平天国战史》作序时,就曾说:“嗟乎,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不知有民主,此所以曾国藩诸人满清中兴之绩得以奏效。”毛泽东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也对包括李自成大顺朝和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起义军政权胜利后因骄傲而速败深致感慨。这是因为与清政府分庭抗礼14载,战火燃遍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有着深厚的内蕴和深刻的警世作用。将太平天国这样一个背景宏大,事件复杂的大题材作为小说推出,如果没有对历史的高度把握,没有缜密的构思和繁复的框架,是写不好的。张京民勇于涉猎这一题材,并创作出这么一部结构庞大,气势宏伟,艺术娴熟的文学作品,是值得称道的。
写太平天国,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观察和反映这段历史,是作品成败的关键。如果泛泛地将历史作形象化的描写,并无多大意义,我们需要的是,从作品感受那个时代,感受那场残酷而惨烈的斗争,寻觅导致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失败的原因。读了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主题上的把握是准确的,作者并不是把重点放在战史的炫耀上,而是重在内部纷争,重在反思和反省,重在探究这场农民革命失败的内因。作品告诉我们,太平天国的覆亡,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是主要原因。因此,太平天国是阶级的悲剧,也是时代和文明的悲剧。
历史的真实是创作历史小说的基础,一部好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必须在有限的历史框架中充分展示作者的才艺,叫枯燥的历史复活,令繁复的旧事生辉。作者遵循历史,而没有被历史所束缚。作品中的精彩之笔,往往都是作者对历史的重构,都是用人心灵中最深邃的欲望作为一把钥匙去开启历史之门。
文学是人学。作者用其锐利的目光,穿透历史的重重迷雾,用展示人物心灵,挖掘人性隐秘的手法来展示那段历史,从而创作出令史家和文学家都看好的作品。洪秀全是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是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农民领袖。为了使起义之火在紫荆山地区燃烧,他容忍并默认了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擅权之举,尽管这为日后内讧埋下了祸种,但它却体现了洪秀全博大的胸怀。但到了后期,洪秀全皇权意识日重,猜忌重重,用人惟亲,最后自己断送了太平天国的前程。杨秀清虽然不像洪秀全那样熟读经史,但却具有非凡的才能。强烈的权欲使杨秀清不甘屈居人后,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他向洪秀全发出挑战,民族性格和人性的弱点,在杨秀清和洪秀全身上晴晰得可以触摸。韦昌辉是不甘地方恶势力欺压和带着投机心理置身这场反清起义的。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支高喊平等的农民组织同样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本想从此出头的他依然受着杨秀清的欺压。在接到天王密诏后,心头之恨一古脑地发泄了出来。除掉对手后,久藏他心头的欲望急剧膨胀,企图取杨而代之,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得个身首异地的下场。
这部小说充分展示了每一个人丰富而复杂的人性,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崇高的和邪恶的———这些人构成了太平天国悲壮的历史。这段历史尽管与我们相隔一二百年,但在今天读来,并没有太大的距离感。历史,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太平天国的教训,将长期为后人吸取。
(本文为《太平天国》一书跋,有删节。)